一、案情简介

　　1997年8月22日，某市技术监督局（简称市局）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发现某糖酒批发公司（以下称批发公司）销售的五粮液、剑南春酒的标签有异样，初步判定为假酒。执法人员当即抽取四瓶样品，并就地封存五粮液酒240瓶，剑南春酒120瓶，封存期限七天。余下的两种同类酒分别为50瓶和40瓶，经批发公司请求，未予以封存。

　　次日，市局将酒样分别寄酒厂鉴定。

　　9月4日，市局在将鉴定报告送达批发公司的同时，又下达了续封通知。由于仓库保管员当时不在，执法人员未能到原封存现场查验。鉴定报告注明的内容是：“所送检的两瓶样品属假冒我厂产品”。随后市局决定立案调查。

　　据批发公司经理供述：这两种酒是不久前从某单位分两次购进的，由于货款尚未支付，因此对方尚未开具销售发票。五粮液酒共购进312瓶，进货价260元／瓶，批发价280元／瓶，剑南春酒实际购进168瓶，进货价130元／瓶，批发价150元／瓶。

　　二、处理结果

　　9月10日，市局在调查得知批发公司已将全部所封产品拆封销售后，没有再作进一步调查，即于9月15日对批发公司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处罚决定认定批发公司销售假冒五粮液酒290瓶和假冒剑南春酒160瓶；认定其擅自将封存产品拆封销售。依据《某省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生产者销售者销售产品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和第三十六条“擅自启封、转移、隐匿、销毁被封存产品等有关证据，拒绝提供样品和有关材料，阻碍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行使职权的，责令改正，并处以三万元以下罚款。被封存产品不能如数恢复被封存状态时，视为已销售产品处理”之规定，作出：

　　①没收违法所得105200元，并处违法所得两倍罚款210400元：②对擅自启封被封产品行为处以20000元罚款，合并罚没款335600元。

　　批发公司不服处罚，告至当地法院，法院经审理，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了市局的行政处罚决定。

　　三、分析意见

　　综观此案，市局行政诉讼败诉的主要原因有几个方面；

　　第一，认定批发公司销售假酒的违法事实证据不充分。就此案而言，最重要、最有证明力的证据是鉴定报告。首先，鉴定报告自身有缺陷。两个酒厂虽然在报告中判定市局送检的酒样是假冒品，但报告却忽视标注两个重要内容，即样品的生产日期与产品批号以及样品封样签是否完好无损，这就严重影响了所检样品与全部封存产品之间的关联性。作为一个完整证据，必须具备三个要素，即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缺少其中一个，就会丧失证明力。由此可见，因无法说清酒样与批发公司所销售的产品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尽管样品是假酒，也不能证明批发公司销售的五粮液、剑南春就是假酒。

　　其次，市局在制作现场笔录和填写抽样单时，同样犯了与上述类似的错误。没有记录库存产品的生产日期和产品批号，也没有说明全部产品是否为同“批次产品，这就导致即使鉴定结论成立，也不能证明所有的洒都是假酒。而市局所留存备检的样品，充其量也只能证明其本身是否为假酒。

　　再者，鉴定报告是被假冒企业出具的，其真实性应当由技术监督部门认定。但办案过程中缺少这一环节的工作。

　　第二，认定批发公司擅自将被封存产品转移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市局在8月22日检查时，所作出的封存期限为七天的决定，其有效期截止8月30日终结，也就是说，8月30日之后，封存决定已丧失了原有的强制性效力。就行政封存的性质而言，它是特定行政主体所拥有的限制行政管理相对人财产自由，并受法律约束的一项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在一定期间内，行政相对人必须履行不得擅自拆封的义务，否则，将承担由此而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超过封存期限，行政相对人已没有责任履行这一义务。也就是说，8月30日封存期届满，8月31日开始，批发公司有权自行处置已实际自行解封的五粮液和剑南春酒。虽然前面提到执法人员曾口头要求批发公司不得转移封存产品，也不能阻止该公司因自动解封而处置产品的权利，除非收到续封通知书，因为封存和续封都是一种要式行为。

　　9月4日，市局下达了正式续封通知，虽然迟了一些，但是这毕竟是一次极好的采取补救措施的机会。令人遗憾的是执法人员并没有查看封存现场，由于缺乏批发公司在封存有效期间擅自拆封转移产品的证据，更重要的是该公司又存在四天的自由处置产品的时间，因此不能认定其擅自转移销售产品的违法事实成立。

　　第三，对案件事实缺乏全面调查，程序上存在一定问题。办理行政执法案件，必须对主要事实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调查，这是行政处罚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前提和基础。不难看出，市局对该案的调查是片面的和不充分的。如现场检查工作不全面，忽视了对全部产品情况的检查和记录；在发现产品已被转移后，又义气用事，没有开展追踪调查；一些重要书证，包括进货发票、入库记录等亦没有很好的收集，导致证据残缺不全，形成不了证据链环。在执行办案程序问题上，同样存在严重缺陷。主要是：①第二次封存时，不检查现场和制作笔录，导致相关证据失去应有效力；②未能充分听取批发公司对鉴定结果的意见，按照有关规定，当事人对鉴定结论如有异议，有申请复检的权利，而市局在5：达检验报告的第十三日，即就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这显然是对批发公司权利的剥夺，有悖于常理；②在调查并不充分、证据亦不充足的情况下，市局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违背了“先取证、后处罚”的原则。


　　第四，当一个违法行为可以适用一部法律中的两条罚则实施处罚时，应当考虑“吸纳”和“择重”原则。就本案的行政处罚决定而言，某市局对批发公司“擅自启封转移”作了一次2万元罚款，又按地方法规中“被封存产品不能如数恢复被封存状态时，视为已销售产品处理”作了又一次210400元的罚款（违法所得的两倍）。如果按“视为销售产品处理”的规定处罚，完全可以把“擅自转移”作为“种严重情节考虑，在自由裁量中选择高于两倍以上的罚款。这样不仅可以吸纳“擅自转移”的处罚内容，也体现了执法的合理性，避免了重复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