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笔者也是一名警察，处理球场骚乱时，挨过球迷丢来的砖。清理私屠市场时，沾过屠户泼来的粪。抓捕嫌犯时，也曾目睹战友受伤流血。如今，刑法要设专条保障民警人身权益，这样的喜悦，自然要和朋友分享。

　　然而，朋友并未如预料般欣喜，相反倒开始忧心忡忡：“真要有了袭警罪，只怕我们受伤机会会更多。”问其理由，朋友认为，现在警察承担的工作，很多是上级摊派的“非本职工作”，处理拆迁、乡村收费，都要出动警察，仿佛“大盖帽”一来，效率自然提高。有了“袭警罪”，这样的“杂务”，只怕会更多。

　　道理很简单，既然刑法里没有袭击工商、税务罪，更没有袭击城管罪，那么，凡是有可能发生冲突的执法活动，派警察自然比派其他人员划算，不仅警察身份是种威慑，真要冲撞起来，闹事者一不小心还得落个“袭警罪”的罪名。如此一来，一些潜在的冲突与矛盾，自然会转嫁至警察头上。

　　朋友的意思我明白，让警察做警察该干的事，然后再强调警察身份的特殊性，这样一来，设立“袭警罪”才会让人理解。美国大法官霍姆斯说过，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以个人体验打量“袭警罪”，发现问题还真不少。

　　比如，既然“袭警”为罪，公平起见，动手者自然应“明知”或“应当明知”被袭者的警察身份。这种身份，应以何种途径表明呢？是一身警服为凭，还是主动出示证件？还是依靠一声断喝：“我是警察！”如今冒用警察身份勒索、行骗乃至行劫者为数不少，有了袭警罪，会不会让反抗者思量之后，退避三舍呢？

　　老公为琐事打警察媳妇，属于家事，自然不构成袭警罪。警察下班路上与人起了口角，一语不合打起来，打警察者是否构成袭警罪？也未必，因为警察并未执行公务。那么，这个“公务”该如何判断？抓捕罪犯、维护治安、疏导交通，这是警察理所当然的职责。可现在问题有二，一是警察违规执法，算不算执行公务，如跨区抓赌创收、冲进民宅搜人“黄碟”，这个过程中发生冲突，该怎么处理？二是警察被委派执行职责之外的任务，此时判断是否“公务”的标准，究竟是地方政府利益，还是警察的本职工作？

　　上面的讨论，归根结底，都得回到警察“职务行为”的定性上来。警察害怕“袭警罪”扩大矛盾、增加负担，公众害怕“袭警罪”放纵警察违规执法。其实，把“职务行为”界定清楚，自然能打消大家的疑虑。如此一来，还不如用既有的“妨害公务罪”解决问题，因为该罪的核心所在，正是对“公务”的维护。

　　立法者之所以将一种行为设定为犯罪，在于被该类行为威胁、侵害到的利益极为重要，必须提升至刑法层面保护。只要条件成熟、论证有力、符合国情，就算其他国家没有先例，设立新罪，也不是问题。然而，设立袭警罪的初衷，目的并非单独强调某一行业人员生命、健康权益的重要，而是维护警务执法的权威性。显然，现行妨害公务罪足以达到效果，如果嫌其量刑过轻，只需将暴力袭击警察作为加重情节即可。过早设立“袭警罪”，只会陡增问题一箩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