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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5日，陈庆浩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客座研究员、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在文学所会议室再次开讲，定题为“第一部翻译成西方文字的中国书——《明心宝鉴》及其相关问题”。主要内容如下：

其一，《明心宝鉴》的出现和在中国的流传。《明心宝鉴》是一部以道德教育为主旨的蒙书，它综合了官方和民间人士编书的两种传统，集辑各书而成。此前普遍认为该书的辑录者为杭州人士范立本，该书流行于明代，并因其通俗易懂，富有人生的启发性及劝解作用，而被用来作为童蒙书。但是，《明心宝鉴》虽然在明代就已有很多记载，但是版本残缺，反而在国外保存较好。从这里，便可以引出中国书在国外的流传情况。故其二，从国外保存的《明心宝鉴》情况来看，可以说在汉文化的流行地区都有痕迹，尤其流行于善本和善书的系列丛书。在韩国，《明心宝鉴》保存着相当好的版本，甚至还有一些明代的刻本。在韩国人所编写的书目中，《明心宝鉴》被拿来作为引用的例子很多，它所流传下来的谚语至今天仍广为人知。在日本，现在也存有很多明、清版本，这些版本都从中国流传进入，但也有很多刻意刻本和模仿本。在越南，《明心宝鉴》的流传情况也类似。据记载，1575年，《明心宝鉴》出现于某个来华的越南人视线，是他所读到的第一本书。在海外的其他地区，《明心宝鉴》的流传也非常广泛，各大图书馆均有所收藏，只要造访便会经常碰到。其三， JUAN COBO和《明心宝鉴》。这里可以介绍一下《明心宝鉴》被翻译成西班牙文的情况。作为第一部在海外被发现的中国书，《明心宝鉴.》是由传教士高母羡（JUAN COBO）于1590年所翻译和介绍的。高母羡是西班牙人，于1588年到达菲律宾传教，在当地诸多福建华人的帮助下开始学习中文，1589年即能以中文布道，在当地传为奇谈。1592年，高母羡奉命出使日本，由于汉文是当时东亚的外交文字，高母羡也因此出色地完成了出使任务。而不幸的是，在途径台湾海峡之时，他遭遇海难身亡。1595年，其同伴将其所译《明心宝鉴》带回西班牙呈现给国王。这部《明心宝鉴》一边抄录汉文，一边以西班牙文翻译，从此开始了它在国外流传的历程。其四，古代中国书外传途径和域外中国汉籍。中国书的外传往往跟传教士现象有着重要联系。传教士的来华，经常会带回很多具有影响力的书籍，这些书籍有可能是他们自己所翻译，也有可能借助于当地人的帮助，也有可能是官方的授权，因此中国书的传播情况应该综合考虑这两种途径在内。其五，通俗书位阶的提升：阅读者和创作者。这里存在着一个通常规则，即中国的民间东西外传后，其地位发生了变化。通俗地说，域外流传的中国书往往不是经典，而是更加大众化、通俗化的书籍。这跟阅读者的不同，以及流传书籍本身的要素有着重要的联系。比较符合大众口味，作品自身的故事性比较强，翻译作品的高品质往往更能提升这些外传书籍的影响力。其六，通俗书的经典化和创作者。这里需要强调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传教士文献实际上却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现在这类书籍的出版很多，但是未经好好整理，水平仍然停留于60年代的水平。面对这种现状，研究者应该在出版可考证方面加大力度。其次，如何将海外保存的汉文献引进我们自己的研究之中，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域外汉文献的价值有助于扩大我们的研究范围和研究领域。最后，我们可以断定，21世纪，西方传教士的文献势必会成为汉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因此地方文献的工作者也应该尽可能去利用这些新的资料。究其原因在于，传教士的来华，因为经济与母会紧紧相连，所以也会留下很多工作报告。这类报告数量很多，虽然所用文字不同，然而里面具有各种材料，包括很多文学材料。它们不仅保存完好，而且在研究领域也具有很深刻的意义。

报告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学者们对讲座给予了热烈回应。蒋寅研究员认为，陈先生的报告打开了中国通俗文化研究的新天地，足够引起深思。安德明研究员立足于谚语的传承情况，思索了口头与文字的关系何者为先的问题。杜书瀛研究员表示，应该更加深层次地区分域外汉文献何为域外创作何为本地人创作的情况。孙丽华研究员则对陈先生所描述的明清小说在法国的接受情况表示出了兴趣。历史研究所的两位学者再次肯定了陈先生再三强调的“传教士文献”的重要价值。来自韩国大学的崔溶澈教授描述了韩国的中国文献的流传情况，并认为汉文献的域外流传跟接受者的兴趣以及翻译者的能力等情况有关。站在学术交流的角度，杨义研究员最后表示，陈先生的报告给我们带了新鲜的学术思维，为我们跟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产生了积极影响。

文学所古代室刘扬忠研究员主持了这次讲座，各室研究学者踊跃参加，外所研究人员和众多研究生院的学生也积极前来倾听。大家表示，陈先生的报告不仅精彩，而且富有启发性，不仅开拓了大家的学术视野，而且打开了学术研究的新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