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立院”长年被外界视为一大乱源，除了其表现始终未若一个最高民意机构应有的高度及质量，“立委”对自身角色的认知和素养不足，也是主要原因。事实上，在“万年国会”消灭后，“民主国会”留给社会大众的观感，并没有太多改善，自肥自大、“立法”怠惰，乃至关说勾结收贿。“立委”减半说之所以能实现，即充分反映了民众对“立委”表现的厌憎；这些丑陋形象如何洗刷，仅余百余人的“国会”自有责任，也将受到更严厉的检验。    

    台湾《联合报》今日发表社论分析，今日报到的新“国会”，面对的是两项新形势：一是朝野原本恐怖平衡的僵持结构已然消除，新“国会”有机会对台湾法制作出焕然一新的贡献。二是瘦身减半后，“立委”的权力和责任较以往倍增，但许多新人的“立法”专业仍有待加强。

    这两大形势，让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立法院”可以摆脱多年来朝野的两极对立与相互拉扯，而回到理性论辩，以弥补过去数年“法制”空转的积弱，为台湾建设一个符合时代需要的“法制”环境。蓝大绿小的新结构虽被污名为“一党独大”，这其实是选民对蓝绿五五波恶斗忍无可忍下作出的抉择，有助于“立院”回复到一个可以运作的状态。无论如何，较之过去八年只论立场、不问是非的对峙，新“国会”更有施展空间，应该是可喜的事。

    然而，在旧有法案堆积如山、而全球化快速变迁的情势下，“立院”骤然减半的“委员”，能否有足够诚心与智慧，为台湾的发展作出具有前瞻眼光的法制规划，则是令人忧心。“立法”质量原不取决于“委员”的数量，原先两百多人的“立院”亦未见有何可观的产出；但减半后的“立院”，每人的平均工作量和决定权要远远大于以往，其中许多人却是仅有地方问政经验的民意代表，对庞杂的法案及繁复的议事程序一无所悉。因此，要如何协助新科代议士提升职能认知及“立法”专业，如何强化公听会机制、广纳各界民意和才识，委实是朝野两党当前所面临的重要工程。    

    进一步看，在陈水扁执政期间，“立院”职能又受到更严重的扭曲。朝小野大的“国会”，不仅变成蓝绿对抗的实战舞台，更在民粹主义的催化下，变成被“行政部门”绑架的橡皮图章。过去八年，扁当局不断提出动辄数百亿的特别预算，假社会福利及地方建设之名进行撒钱绑桩，却能一再勒索得逞。弃守预算把关职权的“立院”，不仅把自己的“国会”地位降格变成行政附庸，更坐视无能的陈水扁恣意挥霍岛内的产业，将岛内财政置于险境。

    从这个角度看，新科“立委”的专业能力固值得忧虑，但“立院”如何重新审视自己的“宪政”角色、如何回归正直的“立法”位置、摆脱行政附庸及政治附庸之身，重启“立法”动能，显然是更重要的事。

    对蓝军而言，拥有四分之三席次的最大党，并不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而是必须扛起无可逃避的“立法”大计，并担负起一新“国会”形象的重责。蓝营“立委”若不收拾散漫的本性，认清选民对他们的期待，立刻就会被看破手脚。而执政当局若不对党籍“立委”的纪律深加鞭策，并积极扩大其广纳民意的管道，“国会”最大党的资产很快会也会变成其负债。重蹈陈水扁的覆辙是任何一个台湾人都不想看到的最坏的情形。

    对民进党“立委”而言，廿七席虽是微弱少数，却未必不能扮演有意义的关键角色。试想，以当年在野初崛起时，民进党“立委”在“立院”以小搏大的矫健身影，为民主注入诸多新观念，至今犹令人记忆深刻。可惜执政的八年，绿委反而丧失自主意志，听凭主政者呼来唤去，精锐遭斥而群丑乱舞，终遭人民唾弃。若新科绿委能回归从政的初衷，扬弃死缠烂打的作风，在推动“法案”上有所表现，还怕挽不回人心吗？

    社论最后总结说，“立院”要洗刷乱源之名，秘诀无他：抛却私利及恶斗，回归专业和理性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