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井泉提出，第一，研究制定药品出厂价格，把出厂价格做实，并把价格明示，印在外包装上;第二，鼓励批发行业和企业竞争，实现在出厂价基础上加5%-7%的批发环节差率的目标;第三，医院和零售药店销售药品实行零差率，改按处方收取药事费;第四，报销的药品按照仿制药品价格报销，专利药的价格高出仿制药的价格部分由患者自付。
作为医改“三改”中的药品流通体制改革，一直是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也是让政策部门很头痛的一项改革。据某接近发改委的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这次发改委提出的零售价格明示、批发环节5%-7%差价率和药事费等主张，还是首次以非正式的形式向外界透露。这也体现了发改委将药品价格一竿子管到底的意图。
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朱长浩评价零售药价明示制度时认为，制度的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固定零售价格是与药品价格的市场化方向不相一致的。规定药价印在外包装上很可能只是徒增医药企业的印刷成本。
“固定零售价格政策可能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老现象再度复发，这是药品价格改革屡治不愈的痼疾。”原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所长、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蔡仁华说，“政策难以做到十全十美，关键看政策制定方以什么为主要矛盾，如果药价是主要矛盾，那么就可以管制药价。”对于，价格印制于包装上的做法，蔡仁华的意见和朱长浩一样都认为可能只是增加了药企的负担。
其实，零售价格明示的做法已经在推行。日前，国家药监局曾宣布，部分通过简化包装、降低成本定点生产的城市社区和农村基本用药的产品正式批准上市，这些品种实行统一价格、统一标识。发改委已经确定最高零售价，按照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要求，这些品种将通过减少流通环节、直接配送等方式送到社区和农村。不过，其对消费者和企业等各方的效果仍有待检验。
对于“实现在出厂价基础上加5%-7%的批发环节差率的目标”，朱长浩表达了质疑，“按照我们的研究，差率应该定在10%以上，对于5%-7%的差率我们是坚持反对的。”他说，“如果一定要这样定，那么一部分企业将活不下去，行业的洗牌不可避免。”
针对医院与零售药店一个价和收药事费的提法，朱长浩表示，并不反对零差率和收药事费的做法，但是这样的话就造成配送环节的利润没有了，而配送环节也是应该创造价值的，这样的话配送的负担直接落到医院或药企头上了。医院能不能靠按处方收取的药事费自给很难说。蔡仁华则认为，按处方收取药事费的“一刀切”的做法对患者来讲也不太公平。
不过，对于仿制药和专利药区别对待的做法，朱长浩给与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对仿制药与专利药实施差异化的报销标准，可以使不同经济层次的患者享有不同的消费。这是在鼓励患者用我们国产的廉价仿制药，有利于我国仿制药生产的进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