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简氏防务周刊》10月24日一期文章称，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安全政策的宗旨是：击败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大规模军队和武器系统。 这些敌人构成的威胁发展缓慢，且具有可预见性，有关国家的国防力量能够相应地进行训练、武装和组织。换言之，在这个时期，西方国家政府、国防力量和国防工业基础的运作环境相当“驯服”。

    今天的战略环境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在这种环境中，敌人是典型的没有国籍、行动灵活的恐怖组织或叛乱分子(他们使用不对称战略和非常规武器)和“无赖”国家。尽管后者构成的威胁据认为比较传统，但是人们预计它们也会采取不对称方法，因为它们明白，对一个常规超级大国采取完全对称的方法很快会以失败告终。

    因此，不对称性可能就是我们面临的这个时代的特点。然而，与以前的各个时期相比，区别在于，敌人现在能够利用西方国家在战区和国土部署的兵力存在的弱点，间接地通过媒体、直接地通过实体进行攻击或进行网络攻击。因此，战场正在变得越来越没有边界，节奏加快，更加难以预料。

    不对称战争时代将产生深远影响。例如在过去，政治领导人可以对本国军队的战争只进行有限的了解和参与，直到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由于战场上的胜利取决于摧毁敌方实体———即敌方的资产和人员———的作战能力，国防工业基础的作用显而易见：研制比对手数量多而且性能强的军事资产，以便能够成功地威慑或摧毁对手使用军事资产的能力。

    然而，在今天以及可预见的将来，重点必须是削弱不对称敌人建立并维持自己的全球性、地区性和局部支援基地的能力。也就是说，重心正在从敌方转移到敌方的支援基地。因此，有一点正在变得显而易见：在这种作战行动中，政治领导人必须在几乎各个层面大量、不间断地参与。

    这种重点转移产生的一个结果是，军事资产的使用和军事资产对赢得人心产生的影响，现在也将在取得胜利方面发挥越发重要的作用。
    不对称敌人摧毁或损坏军事资产可能产生的惊人的潜在战略效应也是如此，特别是摧毁或损坏以下各类军事资产所产生的战略效应：象征着西方处于优势的军事实力，并被视为非常昂贵、敏感或宝贵，不能在战斗中遭受危险的资产(比如隐形战斗机和航空母舰等)。取得这种效应的吸引力将驱使着不对称敌人，使他们具有高度的创新性并且行动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