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性化、和谐等口号冲击着理性的制度与规则时，我们应该反思，是规则至上，还是“人性”至上？

人治规则之殇

■文/东方愚

作者简介：东方愚，原名张华，本刊特约财经评论员

面子文化与破坏规则成常态

最近两起事件引人关注。

一是5月30日财政部上调证券交易印花税引发市场恐慌性抛盘，导致接连几天两市股票出现大面积跌停的景象，按照“规则”，6月4日有数百支股票应发布股价异动公告并停牌一小时。结果6月3日深、沪交易所双双临时决定“特赦”：只公告而不停牌。

二是娃哈哈与达能的商标争夺战，三四月开始，几轮PK之后，竟发展成为谩骂与情绪化之战，“楷模”则是宗庆后。就在宗庆后于6月7日辞去与达能合资公司董事长一职时，发出一封长达5400余字的公开信中，讥讽、挑衅之辞随处可见，随后便引发了新一轮的经销商与员工“拥宗讨达秀”。

两起事件的共同点是，将规则放置一旁，“人治”至上。证券监管部门因市场出现“股灾”而临时修改规则，表面上是为了“救世”，实际上加深了中国股市之“政策市”的烙印。娃哈哈事件中，宗庆后屡打民族牌，煽动民众感情，欲通过人为的助推，超越规则，夺回所爱。

在政经体制深入转轨的现在，中国最不缺的就是诸多的“规则”，而最缺的，仍然是规则——具有原生性意义的规则。中国本土的规则似乎具有无穷的弹性，小到一些国有背景企业的霸王条款，大到行政部门的出尔反尔，规则在张弛之间变异、扭曲。

规则扭曲的原因有许多种。而面子文化与信仰缺失，则是核心原因之二。东方文化历来面子至上，当规则影响到面子，多数时候会不加犹豫地将规则一脚踢开，比如在物权法草案通过后，各地不少行政部门明目张胆侵蚀民众利益事件仍然层出不穷，广州今年就曾发生“出租车强迫报废事件”，导致众出租司机怨声载道，但苦于哭诉无门，媒体通道也被早早堵死。

信仰缺乏与利益补偿失衡

面子文化与信仰缺失背后，是示范效应与利益补偿失衡在作祟。常有人发问“谁来监管监管者”，因为监管者如果置规则于一旁，势必会引发连锁的示范效应。曾有一朋友对笔者说，自己做生意和炒股十多年以来，很少有遵循游戏规则的时候，因为“没有人相信市场的力量，包括监管者自己”。诚如斯言。相比之下，美国证监会网站上“We are the investor's advocate”（我们是投资者的保护神）的承诺，怎能不令我们脸红？

示范效应下规则的扭曲与失灵，必然伴随着寻租行为的发生。寻租盛行则意味着巨额财富的非理性倾斜。比如地产市场上拿地、新药拿批文等过程中，寻租成功者能迅速实现财富与地位从0到100的飞跃，而这种飞跃，则会给其他原本遵循规则者形成新的示范效应──致富还是要靠“捷径”。说白了，利益分配与补偿机制导致的失衡，是加快规则进一步失灵的又一凶器。

弹性与明紧暗松之殇

应当谨防“炫耀规则人性化”，与“规则监管明紧暗松”两种现象。举个身边的小例子，不少城市打出了“人让车，车让人”的交通提示标题，并赋予其“让出温馨与和谐”诸如此类的诗情画意，甚至吹嘘其为“人性化的管理手段”。暂不论这句自相矛盾的口号是多么令人啼笑皆非，把原本好端端的刚性规则置于危险的境地，却贴上人性化的标签大加炫耀，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原谅。而规则监管明紧暗松现象则是随处可见。拿房地产市场来说，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和购买，关于限制外资基金入主的规定等，条令不少，规则甚多，但真正操作起来，红绿灯什么时候亮、为谁亮，则是人说了算，规则近乎遁形。

规则的失灵、寻租的盛行正成为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毒瘤。本来改革的意图是让普通民众享受财富效应，却因规则的异化，本应分得的那杯羹不但可能没拿到，反过来却经常性地为权势者的寻租埋单。与此同时，中国规则的杂乱无章，不但可以被一些国家当作政治筹码所利用，全球商业界也会对这种现状抑或不耻、抑或大加利用。

印花税半夜出台和停牌规则临时改变，或许是在于“警告”QFII中国股市是政策市，投机要小心！但是，即使真有此意图，也太过低估QFII的游击战术和变戏法儿了。而导致宗庆后被迫辞职（表现上是主动）的主因之一，则是达能到瑞典、法国对宗或要求仲裁，或起诉，暂不论结果会如何，想一下，为何达能不在中国国内起诉宗庆后？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说“美国仍将胜出”，其理由是：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都有一套良性的、人人心知肚明的游戏规则，规则给人以预期，于是产生了信任。规则与信任息息相关，规则坏了，信任也就没了。中国亟待强化的是规则的刚性，而不是数量和弹性。

中国社会以及个体，应从托马斯这句话中觅得启发──回归本原，甚至回归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