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进步的社会，“捆绑式”的强制原则必然是要渐趋减少的，公民自主选择的方式必然是要渐趋增加的。一项明显不合理的做法竟然能够大行其道，未免是对行政权力的莫大讽刺。

    8月25日《南方周末》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深圳“刁民”的战斗故事 ——这个化名为樵凌的人在部队服役时掌握了娴熟的驾驶技术，但在以个人身份报名考驾照时却被拒绝，于是把深圳市车管所告上法庭。结果是恰逢今年8月广东省公安厅、交通厅出台新规定，取消了“必须出具《驾校培训记录》”的说法，在法院方面做出“此案延期判决”的意见之后，禁不住樵凌的软磨硬泡与媒体报道，深圳市车管所“特批”了樵凌报名，在交了120元报名费之后，樵凌轻松通过了考试，拿到了驾照。

    结果不错，但却注定是“一个人的经典”——在其他人以“个人身份”再来报名的时候，仍然得不到通过，理由是“车管所没有接到通知，《驾校培训记录》必不可少”。虽然公安部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中明确规定，只要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等材料就可以报考驾照，虽然广东省也取消了“必须出具《驾校培训记录》”的增设条款，但业内人士还是给受到“刁民”鼓舞的人兜头一盆冷水：“樵凌是个特例，很难推广”。至于原因，则是几乎全国人民都知道的——驾校背后巨大的利益纠葛。

    利益纠葛可以对抗法律法规？你还别不信，在“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大量存在的当下，千万不要低估这股“反潮流”的力量——这种力量常常可以主导一个领域的“规则”。老早以前，就有“业内人士”现身说法：说大批社会化经营的驾校要么由交通部门间接开办，要么与他们有紧密联系，至于驾校考试名额的多少，更是取决于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因素”——现身说法的人也算不少，说法不同，但结论指向基本一致：驾校高额利润的背后，有太多瓜分利益的“黑手”。

    或许，正是如此的利益链条，才维系了驾照与驾校之间成为坚不可摧的“同盟者”。明白了这“根本利益”，才能更好地理解一些地方性法规为什么在“取消驾校培训记录”之后，自学驾驶考驾照的途径在昙花一现之后迅速被堵死。

    强调驾校培训记录的人有个似是而非的借口：避免“二把刀”驾驶员上路。问题是什么是衡量“二把刀”的标准？既然驾驶员考试标准是国家制定的——作为一个人是否有资格开车上路的标准，如果能通过考试，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是一个合格的驾驶员吗？恰恰相反，正是因为驾校不正规的“搅和”，才更容易让更多的“二把刀”掏钱“买”到驾照后，堂而皇之上路，充当“马路杀手”。

    公安部车管局官员称，知道有些地方这么做，“他们可能担心的是不通过驾校培训的话，很难考过”——这是个理由，却不是“充要”条件——没有人否认驾校存在的价值，但这不能成为强制每年数百万人上驾校、创造数亿元考试经济的借口。一个进步的社会，“捆绑式”的强制原则必然是要渐趋减少的，公民自主选择的方式必然是要渐趋增加的。只有按部就班地付出高额成本才能拿到驾照，上面裹挟着太多计划经济思维下利益自我取向的累赘。

    一项明显不合理的做法竟然能够大行其道，未免是对行政权力的莫大讽刺。一个“刁民”的战斗只能给自己撞开一个若隐若现的小口子，有关部门不能再“睁只眼闭只眼”，彻底撞散“驾照捆绑驾校”的利益链条，通过重新洗牌降低取得驾照的社会成本，是落实相关法规的题中之意——毕竟，光有条款规定的正义是远远不够的，影响到每一个人的，是实实在在的现实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