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大师丘成桐指责中国大学教授们的主要精力“不是在做学术，而是在搞权术”，大学精神旁落，北大引进的许多海外人才都非一流人才等等。了解时事的人们都知道，丘成桐之前对中国学术界的批评不限于北大一家，只不过这次因直接点名而尤为引人关注而已。

丘成桐的指责出台后，北大先后几次澄清谈话，表明北大引进的海外人才均为真才实学。日前北大数学系教授作为直接当事方首次发声，透露丘成桐之所以对北大发出指责，是因为他曾有野心控制中国数学界，后因不果才恼羞成怒而迁怒于北大。

笔者在此无意涉及丘成桐和北大论战的具体细节及其背后的人事纠纷。正如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人事纠纷一样，发生在世界级数学大师和中国最高学府之间的论战自然也无法幸免；丘成桐指责北大引进的人才大多是假的，从第三者的眼光来看似乎也有以偏概全之嫌，北大校方站出来予以澄清，无论就事实本身还是对于北大的声誉，都是正确之举。

问题是，撇开丘成桐指责北大的真实背景和心理动机，就事论事而言，中国大学目前大学精神旁落、学术风气浮躁乃至腐败盛行，究竟是不是事实？换言之，即便没有丘成桐和北大的论战，上述这些问题同样也在中国大学存在；既然存在，显然就不能因丘成桐与北大之间可能存在的某种恩怨，而否认了中国大学本身的问题。

中国高等教育界目前存在的问题，人所皆知。中国规模最大的大学之一——浙江大学新任校长日前就大学素质发表谈话，认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必须具备大楼、大师和大学精神三大要素：其中大楼即指校园和学科硬件条件，大师乃指学术泰斗，而大学精神则指全社会熟知的办学理念、学科包容度和学研融合的育人环境、校友对学校的稳定支持，面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公益性教育辐射能力。

这里对大学精神的理解似乎显得过于狭窄。以世界的眼光来看，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主要基于两个因素：一是高素质的教育和学术水准，二是其道德使命和人文关怀，亦即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照和社会道德的提升。因此，考察大学素来有两个标准，一是专业标准，二是人文标准。

遗憾的是，这两个标准在今天的中国大学似乎都难以达到。前者有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束缚创造力的因素，也有今天中国学者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迷失和迷茫；后者则既有政治束缚因素，也更有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迷失。中国自古就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至少中国古代读书人还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的基础就是读书人对自身道德的修炼。

只是到了今天，古代读书人的这些观念都荡然无存，更遑论达到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境界。盛行于今日中国高校的学术腐败、官学勾结、商学勾结现象，已经践踏了学者作为人的最低道德底线，更遑论期待中国的大学对迅速崛起的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形成关照。崛起期的中华民族有许多精神层面的混乱，需要中国知识分子细心、理性而又逻辑严密地予以梳理、提炼和修正。

然而，这样的要求对今天的中国大学显然是过高了。如果北大的教授们通过与丘成桐的论战，也能从这个角度作一些反思，那么论战本身反倒是次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