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狄迪恩

　　我很难把自己当作一个寡妇。我记得头次在填一张表格的“婚姻状态”栏时，我犹豫不决。我也很难把自己视为一名妻子。考虑到我对家务劳动很看重，我本不该觉得“妻子”这个概念难以接受，但我的感觉确实如此。我们结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戴戒指都没戴好。戒指戴在左手的手指上太松了，总会掉下来，所以我把它戴在右手的手指上，戴了一两年。在右手的手指因为去烤炉里拿平底锅被烫伤之后，我用金项链把戒指串起来，戴在脖子上。金塔娜出生时，有人给了她一个婴儿戒指，我把她的戒指也套在项链上。这样似乎不错。我现在还这样戴着这两个戒指。结婚第一年，我常常对约翰说：“你想要一个不同的妻子。”我常常在城里吃过晚饭之后回葡萄牙湾的路上说这句话。我们在路过圣迭戈公路的炼钢厂的时候吵过好几次，而挑起争吵的导火索一般都是这句话。“你应该找一个像列妮的人结婚。”列妮和我是妯娌，她是尼克的妻子。列妮和朋友一起玩，和朋友一起吃午饭，打理家务得心应手；列妮穿美丽的法国长裙和套装，列妮总是有空去走亲访友，或者给婴儿洗澡，或者送城外来的客人去迪斯尼乐园。“如果我想找一个更像列妮的人结婚，我就会和一个更像列妮的人结婚。”约翰总会这么回答。他一开始会很有耐心，然后就慢慢烦躁起来。实际上，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当一名妻子。起初几年，我会在头发上插几朵雏菊，营造一种“新娘”的效果。后来我给自己和金塔娜穿上同一款式的花格布裙，试图当一个“年轻妈妈”。在我的记忆中，那些年我和约翰都是随心率性，到处乱飞。最近我整理一个文件柜，发现有一叠厚厚的文件上面贴着“计划”两个字。我们写下这些贴着“计划”的文件恰恰意味着我们的日子过得毫无计划。我们还曾经“计划会议”。所谓会议，就是拿着便笺坐下来，大声说出当天的问题，然后一点解决的意图都没有，就跑出去吃午饭了。这些午餐我们吃得兴高采烈，仿佛一件任务已经大功告成。圣莫妮卡的迈克尔餐厅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在这份特殊的“计划”文件中，我找到了几张20世纪70年代的圣诞节清单，上面记录着几个电话的内容。这份文件的大部分是很多和计划中的财务收支有关的纪录，纪录的日期也是20世纪70年代。这些纪录透露出一种绝望的心情。其中有一项计划和吉尔·弗兰克碰头的纪录，日期是1978年4月19日。当时我们正打算把马里布的房子卖掉，买下布伦特伍德公园的房子。我们已经为那座房子支付了五万美元的定金。那年春天雨下个不停，所以我们没办法把马里布的房子卖出去。多处地方发生山崩。太平洋沿岸公路关闭了。甚至没有人能够来看房，除非来看房的人住在被冲毁的公路这边的马里布。好几个星期间只有一个人过来看房子，那人是个住在马里布殖民区的精神病医生。他把鞋子脱在外面的倾盆大雨中，说是为了“感觉一下这座房子”，赤脚在铺着地砖的地板上四处走动。他跟他的儿子说———他的儿子又跟金塔娜说———这座房子“很冷”。那年4月19日所作的笔记如下：我们必须假定在年底之前卖不掉这座房子。我们必须做好最糟糕的设想，这样情况有任何好转都会显得更好。一个星期后有一项纪录，我只能把它当作是一次“计划中的会面”：讨论：放弃布伦特伍德公园？让五万美元打水漂？我们想着要逃开这场豪雨，理清越来越少的选择，于是过了两个星期，我们飞向檀香山。第二天早上，当我们游完泳回到房间时，接到了一条消息：马里布出太阳了，有人愿意出我们的价位买那座房子。是什么促使我们认为檀香山的一座度假酒店能够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呢？而这么做确实有效，我们从中吸取了什么经验呢？二十五年之后，同样面临着资金短缺，同样决定去巴黎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怎么会因为能够免费乘坐协和客机而认为去巴黎解决问题很省钱呢？也是在这个文件柜中，我找到了几段约翰在1990年我们结婚26周年当天写下的文字。“我们在加州的圣胡安巴蒂斯塔教堂结婚那天，仪式上，她从头到尾都戴着太阳镜；她还从婚礼开始一直哭到婚礼结束。走过那条通道时，我们彼此承诺下个星期就离开这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这句承诺实现了。反正我们一直遵守着这个诺言。我怎么会以为这种随心所欲的生活不会结束？如果早知道它会结束，我将会怎么做呢，会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吗？他将会做什么呢？现在，第一年行将结束的时候，我在写着这些文字。我七点醒来时，纽约的天还没有亮；而到了下午四点，天又开始黑了。客厅的温柏树上亮着一些彩色的圣诞灯泡。一年前，客厅的温柏树上也亮着彩色的圣诞灯泡，出事那天晚上也亮着；但到了春天，我把金塔娜从UCLA带回家之后不久，灯泡烧坏了，熄灭了。这是一种象征。我买来新的彩色灯泡。这是一种宣言，表明我对未来的信心。我不放过任何能够制造这种宣言的机会，因为我实际上对未来毫无信心。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关注这个十二月和一年前的十二月的相似之处。从某种意义上，一年前的十二月对我来说更加清晰，那是一段我更加关注的日子。一年前我生日那天，他送给我最后一件礼物。一年前我生日那天，他的生命还剩下二十五个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