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某天，我发现我没有约翰写给我的信，一封都没有。我们很少隔得很远或者很久。当我或者他有什么事情时，我们也会隔开一个两个或者三个星期。1975年，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教了一个月的书，当时我平时上班，每逢周末则乘坐太平洋西南航空公司的班机回洛杉矶。1988年，为了创作《竖琴》，约翰花了几个星期去爱尔兰收集资料，我则在加利福尼亚报道总统初选情况。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一天打好几个电话。我们把巨额的电话费当作彼此交往的一部分。为了带从学校放假的金塔娜飞到某个地方同时在同一套客房工作，我们还支付了巨额的酒店房费。同样地，我们也把它当作是彼此交往的一部分。我虽然没有信，但却有一件来自这么一套客房的纪念品：一个小小的、薄得像威化饼干的闹钟。当时我们在檀香山赶着为一部后来没有开机的电影重写剧本，闹钟是他在圣诞节送给我的。我们过圣诞节时不交换“礼物”，而是彼此交换一些能用来做一棵圣诞树的实用物品。他去世之前那年，闹钟失灵了，彻底报废；但我在他去世之后仍舍不得将它扔掉。我甚至舍不得将它从我床边的桌子上拿走。我还有一套水彩笔，也是他在那年出于同样的目的给我的。那个圣诞节我画了很多棕榈树，迎风摆动的棕榈树，树叶低垂的棕榈树，被十二月的科纳风暴吹弯的棕榈树。这套水彩笔早就干了，但我也舍不得把它们扔掉。

　　我还记得在檀香山那个难忘的除夕夜，当时我觉得太幸福了，一点都不想上床睡觉。我们三个人在房间里点了烤鱼排和生菜色拉。我们在用来重写剧本的电脑和打印机上摆了花环，营造出节日的气氛。我们找出一些蜡烛，将其点燃，将金塔娜卷起来放到圣诞树下的彩带拿出来玩。约翰一直在床上看书，大概十一点半时，他睡着了。金塔娜到楼下去看热闹。我可以看着约翰的睡姿。我知道金塔娜不会有事，她自从六七岁起，每年除夕都到这个酒店下面去看热闹（有时候是她一个人，有时候和苏珊·泰勒一起。我们在檀香山工作时，她常常陪着金塔娜）。我坐在阳台上，俯视着维艾勒伊乡村俱乐部的高尔夫球场，把我们吃晚饭时喝剩的酒喝得一滴不剩，看着檀香山各片城区上盛放的烟花。

　　我还记得约翰送我的最后一件礼物。那是2003年12月5日他送给我的生日礼物。那天早上大约十点，纽约的天空飘起了雪花，到夜里地上已经积了七英寸的雪，而且还有六英寸的雪没下完。我记得雪花从马路对面圣詹姆士大教堂倾斜的屋顶上滑下来。我们取消了和金塔娜、杰里去餐厅吃饭的计划。吃晚饭之前，约翰坐在客厅的火堆旁边，大声地为我念一本书。他念的书是一本我自己写的小说———《公祷之书》。他当时在重读那本书，想看出一些写作技巧如何应用，所以那本书当时就在客厅里。他大声读出来的那一段说的是夏洛特·道格拉斯的丈夫利奥纳德去拜访小说的主角格蕾丝·斯特拉瑟-孟达纳。利奥纳德跟格蕾丝说起他们的祖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指出她家的处境将会不太妙。这一段非常复杂（实际上，约翰正是想从这一段看出一些写作技巧如何应用），中间有一段插曲，需要读者体会利奥纳德·道格拉斯和格蕾丝·斯特拉瑟-孟达纳之间的对话的言外之意。“天哪，”约翰合上书时对我说，“别再跟我说你不能写作了。刚才的朗读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我记得自己的泪水夺眶而出。

　　我现在眼泪盈眶。

　　回头想来，那场早降的大雪，那件没有其他人能送给我的礼物，都是我的预卜，我的征兆。

　　他只剩下二十五个夜晚可以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