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心比我想象中的要年轻许多。听我这么说，她爽朗地笑了，她说自己生性开朗，从来没有什么心理负担，这也许是最好的保养品吧。不过最近，她却陷入了一场思想的混乱当中，急于找人倾诉。

　　我的要求他说“做不来”

　　我的父母在上个世纪60年代参加支内，离开了上海。在我8岁将要开始读书的时候，为了便于照看，父母把我一起接了过去。这样，我在外地一待就是三十多年，从读书到结婚生子。到了90年代，有政策说支内人员的子女可以回上海，条件是子女必须在25岁以下，我已超龄，没法回来。但我对上海还是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

　　我和山岚在同一系统工作，在那里都干到了管理层，经济条件在当地算是很好。

　　我们也是单位里众人称赞的好夫妻，可是，处在这段婚姻当中的我感觉却没有那么好。我和山岚是两种不同性格的人，往好里说是互补，往差里说是没有共同语言。我性格外向，心里有什么事情总是搁不住。而山岚却是“闷葫芦”型的，从来没有过体贴浪漫之举，回到家话也不多，别人总以为他很有城府，其实我最明白，他心地很好，人也很简单，只不过是内向罢了。结婚以来，我也曾经提过几次让他对我好一些，在生活中创造一些情调，可他总说做不出来，我也就让他去了。

　　为了孩子，两地相隔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考虑通过办理蓝印户口把孩子的户口落回上海。但买房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和山岚的工作也不能说放弃就放弃。一拖再拖，儿子就要读初中了，为了让他早点在上海上学，我们下决心买了房子。2002年，儿子来到上海，我母亲先过来照顾孩子。我们答应这一老一小，再过一阵子，我们也会过来的。

　　可过了快一年，我和山岚仍然没有下定决心到上海，还在等相关的政策。可儿子在这边不习惯，我母亲也觉得责任太大，一直催促我们。没办法，我和山岚商量，保留他的工作，我去单位买断了工龄，我牺牲工作先来到上海照顾儿子。

　　刚来上海，所幸我投出的求职简历都有了回音。第三天我就找到了工作。可我发现，虽然我出生在上海，但离开了很多年，一时半会很难进入状态。两个月后，这种感觉依然存在，我毅然辞职，先适应生活。没过多久，我又开始投简历，找了一家离家较近的单位面试，在一百多个应征者中，我得到了唯一的机会。但我发现，虽然我的头衔是财务经理，可实际上需要操心的事情非常琐碎，这让我又经历了一段适应过程。

　　这时候，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江霭，他自己经营的公司正缺财务主管。经过交流，他说我可以先兼职，愿意的话再加盟他的公司。后来朋友告诉我，江霭说我上手很快，问我是不是考虑到他这边来。我想了想，跳槽到了江霭的公司成了他的同事。

      寻求慰藉又怕精神出轨

　　我和江霭一起工作，交流也渐渐多了起来，我觉得他是一个开朗型智慧型的男人，对于周围的人和事都不是特别计较，大家都说和他一起工作心情很舒畅。工作之余，我们也会谈起各自的家庭，他的家庭非常和睦，他十分疼爱他的女儿，有的时候，他女儿会打电话过来找他，和他非常亲。我看在眼里，想到了自己已经过世的父亲，也会怀念起自己的童年。江霭是个称职的父亲，这让我对他的好感又多了一层。

　　与此同时，山岚由于职务上的调动变得更忙了，几天也不会给我们打一个电话。他本来话就不多，对我是这样，对儿子也是这样。他从不直接给儿子打电话，总是在给我的电话中顺带问上儿子一句两句。儿子正值青春期，作为父亲应该更好沟通，可是山岚却没有意识到。

　　慢慢地，我发现自己心理的天平发生了倾斜，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我都喜欢去和江霭说，而他也对我很照顾，有的时候也会问起我好不好，孩子好不好。发现了自己的这个变化，思想传统的我很害怕。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绝对不会和江霭发生工作以外的多余关系，可是我也觉得，我确实在心理上对他产生了一定的依赖，毕竟，我一直以来都缺乏精神上的关怀，和山岚分居之后尤其如此，而面前又出现了像江霭这样适合交流的人。我很怕自己发生精神上的出轨。

　　如果工作很忙，我一点都不多想什么，但要是空起来，我就会觉得心里很乱。然而在上海，我却没有可以诉说和求助的人。在这里，我想通过“晨报倾诉”这个栏目，说出内心真实的想法，并听听旁观者的意见。

　　我觉得，云心内心对自己的认识还是很清楚的，也许她缺少的是一份提醒，只要这份提醒适时出现，她一定能把握好感情的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