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为女性而设的英国橘子文学奖改变了一些女性作家的命运，但这个奖项设立10年以来，英国文学界对其评价一直分歧不断。这表明，对于女性写作所处的困境来说，橘子文学奖起到的鼓励作用，只是杯水车薪而已即使像阿特伍德那样不仅仅关注女性自身问题的作家，在评奖中也常常被打入另册。她们被视作“女性竞争者”、“整个女性群体的代言人”——这种歧视正是橘子奖设立的原始动力之一

　　2006年6月6日，英国作家扎迪·史密斯终于在专为女性而设的橘子文学奖上拔得头筹，一扫其作品《论美》在本年度几乎所有文学奖中铩羽而归的阴霾气象。当然，没有橘子文学奖的扎迪·史密斯，仍然会是英美文化偶像，也丝毫无损于其第一部作品《白牙》狂销130万册的盛况。但对其他一些女作家而言，这只橘子的分量就非比寻常。去年获奖的莱昂内尔·施赖弗，今年为英国《卫报》撰文，感叹“获奖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一年前，她籍籍无名，穷困潦倒，获奖小说《我们需要谈谈凯文》，是她辛勤耕耘的第6部作品，获奖前却市场反应冷淡。橘子奖绰号柠檬奖

　　仅凭这一印象，橘子奖在推动女性写作、提高大众对女性小说的认可度方面的表现，似乎卓有成效。问题是，每年橘子奖颁奖前后，英美舆论界酸不溜秋的讥讽话语总不绝于耳。“为何不为红头发作家也设立一个奖项呢？”女权主义者杰麦瑞·格瑞反讽道。10年前，评论家、作家西蒙·詹金斯认为橘子奖的创立是“男性至上主义”的体现，10年后，橘子奖日益茁壮，甚至已成为与布克奖和惠特布莱德奖并列的英伦三大文学奖之一，他观念依旧：“橘子奖显示了对女性的歧视的长久性。坦白地说，我很惊讶，它能维持那么久。这说明，那些拒绝承认女性的男性力量依旧存在。”

　　回到橘子奖正式开始颁发的1996年,评论家奥伯龙·沃夫为它取了一个绰号：“柠檬奖”。是的，开始就是酸溜溜的。这个奖项成立的缘由，还要回溯到1991年。当年布克奖复选名单中无一女性入围，作家、出版人、新闻界在一片惊愕之余，遂萌生了创办一个女性文学奖的想法，按照这一初衷，橘子奖从参选者到评选者，清一色由女性构成。

　　相比较英伦大地70％的小说出自女性之手的现状，女作家获得各大文学奖的次数，确实不成比例。在英语小说界最为重要的奖项布克奖的36年的历史中，只有12位女性作家获奖。而诺贝尔文学奖的102位获奖者中，女作家更是寥寥可数，2004年获奖的艾尔夫雷德·耶利内克，是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第10位女性作家。“女作家写出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女性是小说市场的主要读者，这点却没有在文学奖项中充分反映。”橘子奖荣誉主席凯特·摩斯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

　　2004年的女性文学界曾经有过短暂的惊喜。那一年，随着耶利内克获得诺贝尔奖、玛丽莲·罗宾森夺得美国国家书评奖、莉莉·图克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女性作家似乎迎来了扬眉吐气的一刻。但别高兴得太早，这些女作家在进入评审的视线时，身上依旧背负着醒目的“女性作家”的标签。听听耶利内克得奖后刺耳的评论你就能明白，她依然在获得肯定的道路上艰难跋涉。

　　布克奖得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岩冰颇为欣赏的女作家之一，因为她“不仅关注女性自身的问题，也关注种族身份，环境、高科技等问题，每一部小说都不一样”。但即使像阿特伍德那样的作家，在评奖中也常常被打入另册。她们被视作“女性竞争者”、“整个女性群体的代言人”——这种歧视正是橘子奖设立的原始动力之一。徘徊在关注女性与讨好男性之间

　　2002年到2005年，橘子奖连续四年让人跌破眼镜——分别颁给安·派契特的《美声唱法》、薇拉莉·马丁《财产》、安德里娅·利维的《小岛》和莱昂内尔·施赖弗的《我们需要谈谈凯文》。这几位获奖者相对当年的获奖热门来说，都名不见经传。难怪《卫报》认为橘子奖“醉心于争论”。

　　今年的橘子奖算是皆大欢喜。《论美》曾入围去年布克奖复选，是《纽约时报》2005年度最佳图书之一，其幽默、直接的风格，同样得到男性青睐。但如果要确定一种“传统”的女性写作风格，扎迪·史密斯显然不是。只有少数女性愿意以剑拔弩张的方式写作，并将之视为“写得好”的唯一标准。进入今年橘子奖复选的另一位作家阿里·史密斯就曾失望地说，大部分女性非常“驯服”，“就像被安置了一个特殊的胃，她们变得迟钝，让人舒服，总是说着正确的话，把自己削成合适的形状。”扎迪·史密斯的小说，写来真刀真枪，即使在今日英语文学创作圈，依然算是稀有物种。

　　和女作家一样，橘子奖评奖委员会似乎也遭遇着两难境地——究竟是选一部女性喜欢的小说，以宣称女性世界企图建立自己的权威，还是选一部更适合男性阅读口味的小说，以宣称自己在品位和能力上毫不逊色？近几年来，评奖委员会似乎更倾向于那些男性化色彩浓郁的作品：扎迪·史密斯的作品关注伦理、身份危机、政治立场、种族文化冲突，2003年获奖作品《财产》触及权力、抵抗、自由等众多复杂的问题，获得10年橘子奖最佳作品的《小岛》则讲述殖民主义、战争与民族偏见。唯有去年，《我们需要谈谈凯文》讨论的是女性的困境——显然这不是一部男性关心的小说。

　　今年，橘子奖委托2005年评奖人之一、作家丽莎·贾汀进行一份男性阅读习惯调查，以选出对其影响最大的20部作品。女小说家哈波·李的《杀死一只知更鸟》矗立于一片男性的田野之中。贾汀后来总结说，接受访问的男性，大多与那些谈论智斗、暴力、个人奋斗、灾难的作品有共鸣，“他们极不愿意进入家庭空间”。女性写作困境的写照

　　20世纪初英国作家弗尼吉亚·伍尔芙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宣称女性必须要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一年1500英镑的收入,才能够静心写作。“但当你想象，主流文学样式是由男性创造的，权威的文学声音属于男性。”凯特·摩斯承认个中无奈，“很自然，男性化的小说更容易接近成功。”

　　“有一个阶段，我们在镜中看自己，但这面镜子其实不是自己，而是男性的眼光。女作家也会按照这种价值标准判断自己。”张岩冰说，女性或许在这面镜子中对自己感到厌恶，或者产生一种自我的神圣感，但这都是空洞的。女性最终很难逃脱这面镜子，她必须以自己的视角、自己的眼光看世界，这种眼神，肯定与男性不同。

　　橘子奖是一种努力，却陷入悖论无法自拔。它也是女性写作困境的写照。张岩冰以上世纪90年代中国女作家林白、陈染等人为例，她们将女性置入孤独的境地，好像在写自己，写女性以前不曾被注意或是人们认为不太好的希望、身体体验等，“却依然脱离不了那面男性的镜子。实际上这类作品，反倒比那些描写更广大世界的作品更能满足男性的窥探欲。这其实是落入了另一个陷阱。”同时，女作家的成功未必全靠小说，背后可能有其他复杂的因素，如果她在销量上或者奖项中旗开得胜，也可能是一种假象。

　　有没有橘子奖会一样吗？——姑且撇开它，谈谈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尼·莫里逊。莫里逊深受肤色和性别双重阻隔，尽管早已写出《最蓝的眼睛》、《苏拉》、《挚爱》等作品，却一直未受美国文坛重视。1988年初，女诗人琼·约旦联名四十多名作家学者，抗议各奖项评审的无知，最终使其登上美国文坛，并获得普利策奖等重要小说奖项，并最终摘得诺贝尔奖。橘子奖试图做同样的事——让更多女作家有机会崭露头角。是的，橘子奖的存在是荒谬的。但它推出了莱昂内尔·施赖弗这样的作家，扎迪·史密斯也受恩于它——没有2000年橘子奖对其处女作《白牙》的垂青，将它列入复选名单，她的成功或许不会这么炫目，也不会来得这么快。现在，是她独自奋斗的时候了，一个人出远门，在男性统治的世界里再次证明自己，背后，是纷纭不断的橘子奖，继续在一片非议声中艰难行进。

作者: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