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到《春运帝国》，再到《鸟笼山剿匪记》，胡戈也从一个孤单的网络电影制作人成为了一种“胡戈现象”。

    这种“胡戈现象”不但挑战了“大片”的高投入高产出模式，也冲击着内容古板的传统媒体。这种现象甚至让有关政策制定者隐隐感到法律的权威正遭到质疑。

    而当“胡戈现象”逐渐露出了产业化的端倪时，敏感的文化产业专家立刻惊呼：“胡戈不再只是一个文化现象，他开启了新的娱乐形态，一种新的创意产业形态。”

    新片试水市场化运作

    “制作《鸟笼山剿匪记》我没有赔钱，因为有六间房网站的赞助。以后拍片我要先找赞助。”对于新片的制作，胡戈接受采访时先给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

    “和六间房网站合作，是因为他们直接出钱，我当时制作《鸟笼山剿匪记》时资金困难，有几十家网站要和我合作，只有六间房直接出钱，所以合作成了。”胡戈回忆起当初和六间房网站的合作细节，“现在下一部片子还没计划好，就有几十家网站要和我合作了。”

    谈话中胡戈的经营思路是明晰的，“如果有手机运营商来找我，我会和他们合作，为他们提供内容。”而且他还表示，以后拍片还可以考虑和网站合作，或者在网站上做广告，在片子里植入广告。

    向“大投入大产出”模式挑战

    “电影要大投入，才能大产出”，“好莱坞的电影肯拿出电影制作费用的一半做宣传”，这是国人看着好莱坞电影一个个风靡全球而得出的结论。在2005年，中国电影100周年这一年，我们电影界精英不惜重金打造巨片，《七剑》、《无极》、《神话》动辄上亿元，花费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酝酿、制作。

    胡戈透露，《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花了4天时间写剧本，5天制作，一个人自编自导并自己配音，成本才几块钱，算上自己的报酬，成本也就一两万元，要是；《春运帝国》用《黑客帝国》和周星驰的喜剧片进行画面剪接，只找了一个人配音，成本也大概只有一两万元；但《鸟笼山剿匪记》，胡戈用了3个月的时间，近100名演员进行实地拍摄，把场地、道具、交通费、演员和剧组人员的劳务费等都算在一起，花了十几万元。胡戈花光积蓄去拍片，这是网上的一些说法，于是有人在胡戈的博客里回帖，表示愿意支援他。但胡戈可没有做赔本的买卖。《鸟笼山剿匪记》不但没有赔钱，还小有盈余。

    “我很看好这类短片的市场前景。”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副所长陈少峰表示。

    冲击传统媒体乏味内容

    当人们下班回家拿着电视遥控器播遍了几十个频道却仍抱怨没有可看的节目时，胡戈的DV短片却火遍了网络世界。如此现象，著名作家海岩向记者谈了他的看法：“胡戈火爆和他的恶搞有关，而且他的作品是对传统的精英表达方式的一种颠覆，就好像‘超女’对原来明星产生体制的一种颠覆一样。”

    在《春运帝国》中，我们看到周星驰扮演的周星星比在《大话西游》中更极尽调侃之能事——在火车上渴望有“尿不湿”，在便衣警察和票贩子的打斗有辣妹子的配音。而传统媒体在一个个条框的束缚下，存在各种各样的禁区。以前一部电视剧从拍摄完到播放，通常要经历漫长的审批。在内容为王的传统媒体行业，显然在核心竞争力上已经露出败给网络影视短片的趋势。

    “大家总是一本正经地说春运的严峻，而胡戈一反常规，用一种不常见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在海岩看来，“长期以来，精英话语存在太久了，人们需要调换审美情趣。”

    在胡戈新作《鸟笼山剿匪记》中，胡戈把萨达姆派上了用场，做鸟笼山首领，通过这位萨达姆的“观众意见顶个屁”、“不行，是假唱”等讽刺演出界，并对政治问题有所表现，把“靖国神社”称为“靖国神厕”。海岩分析：“现在的时代是娱乐至上，没有任何事情不可以娱乐，这种娱乐作品可以不精致，可以不深刻，但是要搞笑。而且这种娱乐形式的作品可以和现在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庸俗文化长期并存，争夺市场。”

    开启新媒体娱乐形态

    “胡戈是新类型的导演，他的网络短片可以在手机上演。可以说，他开启了新媒体的娱乐形态。”陈少峰认为，胡戈用剪辑或者说编辑的形式把一些FLASH连接在一起，以恶搞的形式进行组合，以调侃的方式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符合新的娱乐形式，而且他用无厘头小品化形式进行，表达了20多岁年轻人对文化的感觉。而且从今后的文化产业发展来说，“这是一种新的娱乐形态。”

    陈少峰表示，“胡戈现象”是对影视界权威者新的挑战。现在有好多影视剧是把年轻人想法排斥在外的，忽视年轻人对文化的感觉，胡戈借助网络这个年轻人最大的平台，充分表达了自己对文化的感觉。对于这类短片的商业运作模式，陈少峰做了种种建议，在网上开设专门的频道，对胡戈网络短片进行播放。不妨开设专栏，来个“胡戈说事”，让年轻人在上面发表对短片的看法，这种互动交流，可以激发年轻人的创造力。网站可以收费，或者在网站投放广告等。